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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教授首先结合自己对中国当代社会行为和传统社会理论的研究思考，阐述了当我们理解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群体的行动时所面临的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问题。他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和思想方式与历史有紧密联系，个体的思考与行动不单是其与社会结构互动的结果，而且由固定的想法决定，这些固定的想法很多时候是传承下来的，并且是无意识的传承，而非有意识的学习。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判断是由一种潜在的、无形的结构性力量支配的，这种力量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应纳入研究视野。人们进行选择时，不仅要求有利还要求正确，而有利和正确是两回事，研究一个人为什么这么做是正确的是田野调查背后的核心问题。周教授认为，对于田野调查而言，技术与方法相对容易掌握，明白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则更为重要，他进一步从田野调查研究对象的特性、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三个方面，为同学们进行详细阐释。

首先，田野调查研究对象的特性。周教授谈了三点：其一，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是人或者说人的行动，研究者必须突出人的特点。人在行动时会赋予他的行动各种意义和理解，这些意义和理解又会反过来影响他的行动。其二，对人的研究具有复杂性。周教授将这种复杂性分成两个维度：异质性与连续性。异质性是就研究对象的分类方式而言的，现实世界可以进行无限细分，所有的分类都是对认识的简化，且极具主观性，考虑的维度越多，认识就越具体、越复杂，以致每个个体都自成一类。异质性是静态的，连续性则是时间变化的维度，异质性加上连续性，将使事情更为复杂。所谓研究方法就是面对无限多的异质性和连续性构成的现象，如何通过分类对其进行把握和认识，对客观世界进行简化。其三，相对于自然现象来说，社会现象的主观性更强，其本身的特征加上外界的具体认识，使得社会现象的特征分类相对模糊。周教授以人们对“漂亮的树叶”“好人”的不同理解为例，形象生动地表明社会现象所具有的较强的主观性以及文化在其中的重要影响作用。

其次，田野调查的方法论。周教授认为，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不同于人类学长期“蹲点”式的调查方法，也不同于收集数据设计问卷式的定量研究方法，怎样才能保证田野调查的覆盖面和深入性，是社会学田野调查需要面对的问题。从费孝通先生晚年各种各样的调查和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中，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问题。费先生认为自己的调查里面存在方法论的问题，周教授由此引出田野调查的两个方法论问题：

第一个是代表性问题。以《江村经济》为例，费先生对江村这一个村庄的调查来代表对中国农民生活的研究，其代表性受到质疑，费先生经过长期反思，认为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不是研究者多做几种类型的研究，把它们综合起来就能了解的问题。由此，周教授认为，田野调查本身不是冲着代表性去的，一花一世界才是田野调查所要展示的东西。与此相关是田野调查的典型性，典型性是衡量一个田野研究特别重要的标准。案例典型不典型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是就研究者想要研究的问题而言的，如果案例展现了研究者的问题且展现得很丰富，就具有典型性。社会学的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带着问题进入田野，也要求研究者能够“转换瞄准”，即当研究者带着问题和目的进入田野，但遇到的最典型的案例并不是其希望研究的问题时，需要转换瞄准器，适应研究对象调整问题。

    第二个是主观性问题。还以《江村经济》为例，有人质疑费孝通先生研究的是自己的家乡，带有主观偏见和个人情感。费先生说他的选择是一种价值判断，是有所为而为，是志在富民强国。周教授认为，抛开了个人偏见的研究对于社会研究来说是很难做到的，田野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看到整全的、内部有着各种复杂联系的世界，要理解研究对象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去越熟悉的地方就越容易感受到。同时，当研究者想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征时，也必须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能通过居高临下的俯瞰进行观察，否则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将产生障碍，周教授称之为“意义的迷雾”。能够破除这种迷雾的只能是实际深入的调查。他以台湾社会学家叶启政《社会学家作为说故事者》一书为例，强调田野研究不是空间俯视，而是进到城市的街道上，在人群中漫步。尽管牺牲了城市的全景，只能看到周围的事物，却明白了调查对象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这正是田野调查的意义与独特性所在。周教授强调，这个过程带有主观性，依赖调查者的深入交流能力，甚至调查者自身也是一种研究方法。田野研究关注“近”字，在近距离的接触与交流中才能知道对象的所思所想与真实状态，这是田野研究特别重要的意义。田野的主体是研究者，而不是研究对象。

最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理论形成之后，其运用过程常常难以达到理想效果，理论之间也常有矛盾。周教授否认了存在所谓的桥梁或者阶梯，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直接转化，认为这是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而非处理社会现象和人的问题的根本方式。那么，如何克服理论和现实之间的鸿沟？周教授形象地将其称作“惊险一跃”，即通过研究者认识社会的能力训练来实现，田野调查就是这样一种能力训练。他补充道，这并非意味着理论不重要，理论的力量在于“听于无声，视于无形”，在于能看到调查对象没有呈现出来的东西，研究者只有经过不断的理论训练和田野训练，才能具备洞察社会的能力，也才能拥有这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