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杨瑞龙：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发文时间：2013-02-25
国务院转发的《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构建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收入分配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联系，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扩大消费
内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消费行为的稳定性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长的波动性必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过于倚重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面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升高。这是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主要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意味着世界经济从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以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导致我国外需持续下滑，而且通过对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国际投资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我国经济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如果我国经济依然沿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路径前行，就难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扩大消费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高度相关。在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这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扩张。由于各地鼓励投资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资本收益率持续偏高。在此背景下，劳动工资的上升引发普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投资动机。这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提高增长速度来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并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由此导致我国经济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对高速度的依赖又会加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因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改变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必须提高消费率。目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费率也高于60%，而我国的家庭消费率不足40%。因此，我国提升消费率空间巨大。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将带动gdp增速提高1.5%—2.7%。由储蓄大国、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第一边际推动力。
当前我国消费率低、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高而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这直接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基础。
收入分配结构受制于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为了实现经济赶超，总量扩张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增加投资就成为推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而片面增加投资通常要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为代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被压低。这样，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而企业收益大部分又用于投资。在投资扩张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掌握部分资源控制权，可以通过资源释放（例如土地供应）增加收入。而劳动力由于供大于求、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其收入增长长期滞后，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意味着国民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
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行政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过大。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利用利率管制可以影响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成本。利用行业进入壁垒，可以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和资本收益率。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的政策性补贴，可以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借助这些行政性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储蓄，使资本积累有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较高的资本收益率，使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动机。这种资源配置格局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再依靠出口缓解产能过剩；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消费能力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和出口。
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然而，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各地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招商引资、推动发展的政策措施更多地向资本倾斜，强化了劳动与资本地位的不对等。这与要素市场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难有作为。也就是说，在现有投资结构和增长路径下，仅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扩大消费问题，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以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事实上，无论收入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都根植于经济发展方式。只有通过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居民收入才能持续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才能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强劲的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更多地运用市场之手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和投资领域拓展，即推动产业发展从传统低效、过于依赖出口市场的领域转向创新高效、适应国内消费需求的领域。也就是说，只有供求关系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得到真实体现，使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反映投资成本和收益，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多地源自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非常依赖政府改革，因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一些行业存在的行政性垄断、投资领域限制等都与政府改革直接相关。应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深化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编辑：王宝奎；核稿：丁凯）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扩大消费
内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是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具有不同的微观行为基础和影响因素，呈现不同的动态特征。消费行为的稳定性较高，投资和净出口的稳定性较低。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长的波动性必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过于倚重投资和净出口等内在稳定性较低的拉动力，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性下降，面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升高。这是我国经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主要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意味着世界经济从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要特征的美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高储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以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欧洲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导致我国外需持续下滑，而且通过对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国际投资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我国经济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如果我国经济依然沿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路径前行，就难以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决定了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上。
扩大消费须改善收入分配结构
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高度相关。在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这表现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扩张。由于各地鼓励投资政策和体制的影响，资本收益率持续偏高。在此背景下，劳动工资的上升引发普遍的资本替代劳动现象，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投资动机。这不仅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进一步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上升。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提高增长速度来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并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由此导致我国经济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对高速度的依赖又会加剧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资源环境压力过大等问题，因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
改变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消费占比过低的失衡状况，必须提高消费率。目前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率高于80%，印度的家庭消费率也高于60%，而我国的家庭消费率不足40%。因此，我国提升消费率空间巨大。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将带动gdp增速提高1.5%—2.7%。由储蓄大国、投资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第一边际推动力。
当前我国消费率低、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一是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不同人群具有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但如果增加的收入主要集中在收入高而消费倾向较低的少数人群，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也很难提高。二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这直接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大。因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是扩大消费的基础。
收入分配结构受制于经济发展方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过去，为了实现经济赶超，总量扩张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增加投资就成为推动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而片面增加投资通常要以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为代价，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被压低。这样，企业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而企业收益大部分又用于投资。在投资扩张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掌握部分资源控制权，可以通过资源释放（例如土地供应）增加收入。而劳动力由于供大于求、户籍制度限制等因素，其收入增长长期滞后，影响居民消费率的提升。收入分配向企业和政府倾斜，意味着国民总收入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成为资本积累的来源。
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行政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过大。在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利用利率管制可以影响不同行业和企业的信贷成本。利用行业进入壁垒，可以影响特定行业的竞争和资本收益率。利用对生产、投资和出口的政策性补贴，可以改变资本形成成本和资本收益率。借助这些行政性手段，一方面能够增加储蓄，使资本积累有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较高的资本收益率，使企业具有强烈的投资动机。这种资源配置格局使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高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再依靠出口缓解产能过剩；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消费能力不足，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投资和出口。
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需要平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然而，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各地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招商引资、推动发展的政策措施更多地向资本倾斜，强化了劳动与资本地位的不对等。这与要素市场扭曲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制约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占比的提高。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生产性财政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方面难有作为。也就是说，在现有投资结构和增长路径下，仅仅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扩大消费问题，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以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事实上，无论收入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都根植于经济发展方式。只有通过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收入分配改革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居民收入才能持续稳定增长，消费需求才能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强劲的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优化投资结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更多地运用市场之手推动投资结构调整和投资领域拓展，即推动产业发展从传统低效、过于依赖出口市场的领域转向创新高效、适应国内消费需求的领域。也就是说，只有供求关系在市场价格机制中得到真实体现，使市场价格信号真实反映投资成本和收益，才能使经济增长更多地源自国内消费和科技创新。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非常依赖政府改革，因为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一些行业存在的行政性垄断、投资领域限制等都与政府改革直接相关。应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深化经济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通过深化政府改革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编辑：王宝奎；核稿：丁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