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研讨会”在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行。20多位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相关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而卓有成效的讨论。8月2日出版的《环球时报》刊发了部分与会专家的发言摘要，全文如下：
中国正处于市场化收尾阶段
史正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评估中国过去改革和发展取得的业绩，通常说法是增长速度高、结构失调、效率低，消费因素很少，收入分配不好。这些判断其实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消费占比在过去10年中降到只有50%左右，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消费就有问题。因为34年中中国的消费总量年均增长是9%多，仅次于gdp 9.98%的增速，人均消费增长率为8.7%左右，没有其他国家在相似时间段曾经接近这个数字。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4年整体绩效表现史无前例，且一再打破了市场经济的周期危机，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属罕见。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改革成功了没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举世公认的是中国基本富裕起来了。中国改革成功在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正确的改革路径。我们应认真总结改革的方法论、成功经验，而渐变稳定、尊重国情、坚持党的领导、遵循正确的改革顺序等等都是改革成功的方法论内涵。
林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完成了大部分任务，现在处于收尾阶段。其基本依据是中国98%以上的商品几乎实现市场定价，市场已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因此，不能把当前中国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市场化不够的问题，而是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甚至某些领域还存在过度市场化问题需要纠正。如市场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这就需要国家严厉执法、加大监管，调节收入分配，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中国发展不缺乏增长要素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10年底以来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国际上出现唱空中国的声音，但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是乐观的。中国不像日本，日本执行安倍经济学进行了大规模货币投放，但依然缺乏增长要素。中国有诸如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发展、创新问题等增长要素。这些都可以支撑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
卢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的金融情况非常糟，后来通过公共投资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增长成功摆脱了债务危机威胁。现在就算是最悲观的估计，公共部门的债务或经济情况，也远没有当时糟糕。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危机马上到来，认为高速增长不可持续？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在阶段性判断上，我们应看到，21世纪是金融资本阶段，主要由金融资本引领全球竞争。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造了两千多种金融衍生品，起到了吸纳过剩货币的作用，但客观上也不断吹大了金融泡沫。这个过程中，金融领域的获利成本大大低于产业领域，于是新自由主义迫使产业资本退出，转投发展中国家。对于在1998年就开始金融化进程的中国来说，如果不想走美国之路，就要考虑怎么能解决货币大量增发、过剩信用不断被创造的局面。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当前国际、国内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应当采取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资本账户开放不能靠 “闯关”，“以开放促改革”不是万灵丹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如何开展，必须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整体利益来决定，而不是根据少数学者的“顶层设计”或者少数利益集团的需要来决定。
孟捷(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闪光点，但地方政府有趋好的竞争，也有趋坏的竞争。我们最近在研究富士康现象，这家企业雇佣的劳工数量接近100万，其中80%是农民工。为了吸引富士康入驻，一些地方政府帮企业完成招聘工人，甚至规定职校学生实习必须去富士康。一名工人半年能够换12个工位，最复杂的工位4天就能学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这种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趋害性，需要引起重视，进行监管。
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要不得
余云辉(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要明确，即工业化，这是国家战略，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线。有人说从产值看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中国的企业有可持续的科研能力吗？对产品上游原料具有控制权吗？对下游市场有定价权吗？国家经济发展、经营成果由本国公民享受，还是由外资享受？各行各业排在前五名的企业是本国资本，还是外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教授)：一些人把依靠消费拉动和依靠投资拉动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政府应在五大领域做长期规划，第一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第二是以西藏、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超大城市建地铁系统，第四是城际轨道交通，第五是环境治理，治沙、治水、治污，这些庞大投资都应着力去做。解决这五大问题，关键是要进行融资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长期的债券市场。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当前有两条不同的改革道路：一条是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改革道路，其要点是：把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结合、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条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改革道路，其要点是：全面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去政府化、完全与西方接轨，依靠少数专家的顶层设计，甚至通过休克疗法加以推动。我们必须走前一条路，而不能走后一条路。
杨瑞龙：下一步改革怎么走，不能完全借助西方主流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也无法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里找到根据。未来中国，既是培育新的增长要素的过程，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过程。打造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不是口号，而是应对中国的现实。
(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研讨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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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宝奎；核稿：丁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