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上海汇智经济学与管理学发展基金会、《比较》编辑室河、北京基金小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共同举办了“第四届汇智公共经济学论坛”。本次论坛主题为“中央-地方关系中的中国县级财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新业、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黄少卿和叶兵、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吕冰洋和刘勇政、中国社会科学院杂志社梁华、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何杨和杨龙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剑雄、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张传勇、《比较》编辑室吴素萍和余江等出席会议。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教授致辞，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到场。郑新业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大背景下，各项改革的推进和政策制定都需要学术研究提供必要和及时的支持。科研人员有义务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第一，摸清重大事实；第二，瞄准重大问题；第三，厘清重要关系。郑新业还强调建设现代财政制度背景下，研究县级财政有着重要的政策价值和学术价值。
接着，上海交通大学叶兵代表课题组介绍了主题为“中国县级财政：规模、结构与波动”的研究成果。报告利用1998-2009年县级政府的数据，揭示以下基本事实：第一，规模上，中国县级政府本级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第二，结构上，增值税和营业税是县级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教育支出、行政管理费用、基建支出是县级政府支出的主要方向；第三，趋势上，财政预算收入和支出规模均呈上升趋势。报告还强调了中国县级财政特征在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
随后，大家对该报告进行了点评和热烈地讨论。吕冰洋提出研究中需注意统计口径变化以及对数据的解读，需要重点关注政府间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国财政问题研究，要理解国家治理的目标和能力。他提出，国家治理目标包括经济有效率、社会有秩序、政治上包容三方面内容；国家治理能力则主要包括市场增进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
中央财经大学何杨谈到，从比较长的历史来看，县域发展对于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研究县级财政需要关注一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税源规模；第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成比例；第三是历史波动。何杨还对中国未来财政体制变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政战略研究院杨志勇为报告提出了一定修改意见，主要针对统计口径辨析、财政结构评价、县级财政地位评价以及研究样本拓展等问题。最后，他强调，在央地关系的框架下，如何厘清县级财政的收支及其转移支付，本质上是要通过形成激励机制来实现县级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刘剑雄除了对报告的一些技术细节提出了改进建议，如调整报告中的图表形式以增强可行性等。他强调指出，我们更关心的是政府行为模式是如何导致了财政现状，这要求我们要有更加合适的理论分析框架。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县级财政，也许我们首先需要有理论上的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梁华首先肯定了报告的价值——对县级财政基本情况描绘地很清楚，也抛出了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她特别指出有价值的研究需要明确三个方面：一是基本事实、基础方法或者基础技术有重大突破；二是研究问题应当契合时代需要；三是研究的问题需要为内行研究者提供研究方向。
《比较》编辑室吴素萍则强调指出，在当前的环境下，房产税的征收在既有征信基础上如何推开，它的推出又将对县级财政产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进一步研究。
会议的第二部分以圆桌论坛的形式展开，由上海交通大学黄少卿主持，他提出了两个议题：一是中国县级财政的困局；二是中国县级财政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围绕这两个议题，刘勇政、张传勇、杨龙见、何扬 、叶兵、杨志勇、吕冰洋和刘剑雄和黄少卿分别进行了发言。诸位专家学者就以下方面展开了激烈讨论：一是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讨论认为省直管县改革是对县级政府的分权，目的是解决县级财政困难，但实际效果不确定，原因在于分权存在两个方面的影响：县级政府信息优势的积极影响和政府间竞争、不协调的负面影响。二是撤县设区对县级财政的影响。讨论产生了两种分歧的观点：一种认为撤县设区的效果应当视经济发展阶段而定，撤县设区不一定会促进经济增长；另一种观点认为撤县设区有助于发挥范围经济的优势，提高县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等。三是地方政府间的税收传感。讨论总结了两个方面的传感效应：一个是政府、市场、企业的互动中塑造地方政府的市场保护性的激励，第二个是政府、市场、居民的互动中塑造地方政府的回应性激励。四是对财权和事权划分的讨论。与会者指出目前对事权的定义仍存在很大争议，应当进一步明确；分权指标的度量也欠缺合理性。
（编辑：陆美贺；核稿：李佩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