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人口老龄化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确实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是比较温和的，不是灾难性的。如果中国经济无法承受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温和增长下滑，那只能说明中国经济过于脆弱。就好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骆驼，其根源并不在于这根轻飘飘的稻草，而在于骆驼太脆弱，或者骆驼已经负担太重。
在人口老龄化的推动下，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开始减少。通常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撑，是有利人口年龄结构下的丰富劳动力资源供给。因此，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引发了人们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
客观地说，“人口红利”对过去30多年中国的增长奇迹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过多地把高增长归功于“人口红利”则相对片面。除“人口红利”之外，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还有三个重要原因：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和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自然增长过程。这个自然增长过程就是现代经济学中所说的趋同——人均收入越低增长就越快。忽视这一自然过程的作用，而将高速增长过多归功于“人口红利”的作用，是失之偏颇的。既然“人口红利”并非支持中国增长奇迹的唯一因素，那么，人口老龄化加速未必会给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总体影响并不大
虽然劳动力资源开始步入下行通道，但未来较长时期内的劳动力供给总体上仍然充足。一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高端劳动力供给持续增加。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特征，是以民工为主体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和以大学毕业生为主体的高端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市场分割。尽管近年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频频发生“民工荒”现象，但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力的需求供给比，已经从2006年的1.05下降到现在的0.9，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有较大空间。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规模呈现下降趋势，但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有较大空间。尤其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将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产生持续的拉力，有助于将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边际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三是经济中的替代性因素也将部分抵消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比如，老年劳动力对年轻劳动力的替代、正在进行的机器（和机器人）对人类的替代、人力资本大幅提高所带来的劳动力质量对劳动力数量的替代。
人口老龄化不会对资本积累产生根本性影响
增长核算结果表明，在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中，资本的贡献最为显著，1979年—2010年资本平均贡献率高达59.3%。中国资本存量在1979年—2010年的年均增速高达11.7%，投资的年均增速高达12%，均超过了gdp增速（年均9.95%），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增速与投资增速。
高投资的资金来源，是高储蓄率。在人口年轻化的经济体中，储蓄者多于动用储蓄者，有利于国民储蓄的增加。但是，中国天量投资形成的根本原因不是人口结构，而是金融压制。中国金融体系长期被国有银行垄断，并且存款利率由于受到上限管理而被人为压低。由于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居民缺乏存款储蓄以外的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在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仍然不得不将大部分可支配收入存入银行，国有银行体系从而以低成本掌握了大量资金。政府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提供政治激励以及隐性担保，促使国有银行以低利率向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量放贷。既然人口结构不是高储蓄高投资形成的根本原因，那么，人口老龄化也就不会对资本积累和投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在一定时期内，人口老龄化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
2002年，中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3%，目前已经提高到了15%。但总体而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劳动力仍具有较大竞争优势，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负面效应有限。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相对较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还将持续。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现在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大部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数量下降和工资上升的困扰，因此，中国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仍然较强。二是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不仅仅来源于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也来源于完整的产业体系、独一无二的产业链配套能力、巨大的国内需求市场，以及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同时，中国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正在成为经济竞争的新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很难在短期内具备以上优势和条件，难以承接如此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因此，尽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在短期内很难被取代。
人口老龄化对城镇住房需求的负面冲击在2045年以前很小
一种观点认为，人口老龄化将会使城镇住房需求大幅减少，中国将出现住房大量过剩的局面，从而导致经济崩溃。笔者的研究表明，在2045年以前，人口老龄化不会导致中国城镇住房需求崩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中国人口总规模在今后20年—30年内，仍将处于扩张状态。另一方面，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仍将产生相对旺盛的住房需求。1998年—2011年间，住房需求快速增加的最主要推动力是城镇化，城镇化催生了这一时期一半以上的新增住房需求，而购房适龄人口所占比重的增加和家庭规模小型化分别能够解释新增住房需求的25%和17%。在2030年以前，城镇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将继续推动中国城镇住房需求的增长态势；2045年左右，城镇化和家庭规模小型化的进一步发展空间将变得极其有限，人口老龄化对城镇住房需求的负面冲击将逐步显现；2050年左右，中国城镇住房总需求逐渐达到峰值，此后，人口老龄化将把城镇住房需求拉入下行通道。
人口老龄化不会导致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所面临的最大中长期风险，但是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根据测算，目前中国政府净资产占gdp的比重大约在50%—80%之间，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缺口折现值占gdp的比重也大约在50%—90%之间，两者大致相抵。而且从资产结构来看，中国政府所持有的经营性资产占全部国有资产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正趋于多元化，资产质量较为稳健。由于具有更多的政府净资产、更宽松的退休政策、更高的居民储蓄率、更低的城镇化水平、更大的财政结构调整空间，因此，中国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一条适合的路径来弥补养老金缺口，国家资产负债表因为人口老龄化而陷入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前面阐述的均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宏观经济所产生的温和负面影响，同时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将会带来的积极效应。比如，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上涨，确实会对通货膨胀和制造业竞争力产生负面冲击，但同时也会推动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能力增强，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和改善民生。又比如，人口老龄化确实对低端制造业不利，但也有助于促使企业加强新增产品研发力度、强化品牌意识、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管理水平和通过提高企业竞争力来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从而促进产业升级并倒逼经济转型。再比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有助于农业机械化的加速推广，并进一步置换出劳动力，从而加速农业现代化。
（陈彦斌）（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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