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 杨老师是人大经院的院长，我想了解人大经院研究生核心课程有那些？有人说，人大经院的思想比起ccer、光华、武大高级研究中心来显得保守，不知杨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人大现在是否有在美国名校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老师？在人才引进这方面人大经院好像和社科院一样落后了，人大以一流大学为目标，人大经院也应该在教学、科研上尽快与国际一流大学接轨。请问杨老师，经院在发展上有什么打算？——一个关心经院的人 杨瑞龙： 很高兴能够到北大中心做访谈，也感谢网友的提问。 第一个问题是对人大经济学的看法，就像有的同学提到的，人大的思想和其他的大学比起来是不是有点保守。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内外部环境下，人大经院还是一直走在时代的前面的，所谓人大“保守”的看法更多的来自于对人大过去的印象。确实，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大曾经出过的教材和传统有点关联，但也是过去的！我们现在已有很大的变化。 我们经济学院是非常有历史积淀的老系，从学科角度说还是有很有实力的，以理论经济学为主，有理论经济学博士学位一级授予权，同时有三个国家重点学科，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前两者在评估中名列全国第一。我们还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还有经济学国家基础人才培养基地。既有宋涛、吴大琨、卫兴华、高鸿业、吴易风、胡乃武、胡钧、杜厚文等著名的老一辈教授，也有林岗、杨瑞龙、黄卫平、黄泰岩、方福前等一批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中青年教授，更有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如张宇、孟捷、周业安、刘元春、李军林、杨其静博士等。同时，我们还聘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斯蒂格里茨等为我们的名誉教授。另外，这几年我们还积极从海外招聘学有成就的博士加盟我院，如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李天有、日本一桥大学博士并担任多年副教授职务的关权等先后到我院工作。 无论在研究的主流方向的选择，还是经济学专业教学体系的设计，都包含了我们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趋势的独特理解。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化，无论从研究规范和教学课程的研究机制要和国际惯例相对应，经过培养后到国外学习是应该没有障碍的，这主要体现研究方法、学术规范等方面。我们不认为经济学的国际化就是完全复制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甚至完全追随以自由主义为思想根基的主流经济学；二是本土化。经济学的本土化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研究问题上很重视这个问题，就是学以致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倡导直面现实的经济分析方法。当经济学理论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不是一味地怀疑现实，而是更多地从现实出发去检验理论。因此，我们非常重视对案例的研究。简单的把国外的模型搬过来是有很大的欠缺的。无论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照搬西方经济学，都是教条主义。我们还主张，不仅要重视西方经济学，还要学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果我们不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很难理解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现在很多有名经济学家都是有比较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所以强调本土化还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从我们的教材上也可以看出这点。并不是完全和西方一样了就叫不保守。所以为了做到在现代化过程中把国际化和本土化结合好，就要海归派要强调本土化，土鳖派要强调国际化，这样结合起来会更有助于完成我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所以对于人大要更好的做到开放的工作。包括教师队伍，鼓励外校毕业生和海外毕业生来我校工作。我认为在主导原则上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就在追求这样的东西。我们人大是开放的，和国际接轨的。 网友： 据说人大经院希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学学派。你的下一步打算是什么？ 杨教授，我是人大经院的一名研究生，曾有幸听过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课，您广博的知识和生动诙谐地演讲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记得您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将在人大经院形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经济学派，您能介绍一下这一目标进展得如何吗？还有，您在国企改革方面主张分类改革，双层股份制改革，而有学者认为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国家股权转债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最后，作为经院的一名学生，我对经院的未来非常关心，经院提出要建世界一流经济学院，您作为院长能介绍一下经院的下一步打算吗？谢谢。 杨瑞龙： 1、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人大经济学院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我们有一批专门研究制度经济学的人，如林岗，周业安，刘元春，杨其静，张宇，李军林等年轻老师，当然还包括本人在内。他们都受过系统严格的经济学教育，在国内重要的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2、我们已经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制度经济学观点与理论，初步具有派别的特征，比如提出了“制度变迁的三阶段转换假说”，“企业共同治理理论”，“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构架”、“资产的专有性假说”，“企业的异质性假说”等，这些理论见解都比较有特色； 3、我们有一批被经济学界评价较高的研究成果，包括很多著作，比如《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等，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等一流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文； 4、有一批新的课程，如制度变迁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博弈论等等； 5、把“企业经济学”列入“211”重点建设项目。 我们希望能在新制度经济学方面形成一个自己的流派，有志在这方面做出研究的同学可以和我们联系。 网友： 杨老师您准备带别的专业的博士生吗？例如西方经济学，或者产业经济学？ 杨瑞龙： 我每年都带博士生，我们学校规定一个导师只能带一个专业方向的博士生。我的专业方向是政治经济学。其实政治经济学涉及的研究领域是很广泛的，如果你想从事产业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报考我这个专业是没有什么障碍的。例如，我所指导的博士生周业安、杨其静的博士论文选题都是关于制度经济学或企业理论方面的。周业安的博士论文《竞争与金融》获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杨其静的博士论文《企业家的企业理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 网友： 怎样学好经济学？请问杨老师，你认为学好经济学的关键在于什么地方？是勤奋还是对于现实的洞察力？谢谢。 杨瑞龙： 实际上这个话题可以说得很长，我认为只有热爱经济学才能学好经济学，我这里说的“好”，是达到一定高度的好。 经济学分很多层次，第一是必须达到一定的基础，比如大学本科，这时候的基本课程必须学好，不能凭借小聪明，比如数学，外语，经济学基础，中级微观、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主打课程必须学好。只有具有比较扎实的经济学基础，你才可能对经济学产生兴趣，当你喜欢的时候，你就可能去掌握一些细化的专业性知识。 所以我一直说，大学一、二年级一定要打好基础，然后的问题要到图书馆里解决，它让你有能力自己提出问题。能不能提出问题很大程度上要看你占有的文献，同时你能不能解决，要看你对现实是不是有感悟能力，有人说做学问是99%勤奋加上1%灵感，。做学问在某种程度上拼的是掌握的文献，很多人拼得头发都白了，当你有好问题的时候，你又有很多文献，又可以驾御文字，那么就能写出好文章。 勤奋是最关键的，必须通过艰苦的努力掌握足够的理论文献，然后调研现实，加上一些感觉，就是灵感，就可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但完成第一个阶段是很枯燥乏味的，这个时候能不能达到第二个阶段，要看你能不能热爱它，如果你看经济学书籍的时候很愉快，不断努力，就可以达到一定境界。 网友： 请问您关于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许多人认为数学非常重要，但是也有人如张五常认为数学没有什么影响。请问您的见解？非经济学系的学生数学强是否一定可以学习好经济学？ 杨瑞龙： 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让大家很苦恼。因为经济学的国际化实际是数学和经济学不可分割的结合在一起了。所以数学是研究了解经济学的敲门砖。比如大家知道边际的概念，如果用数学来表达的话很简单，也容易理解，而只是叙述的话就不容易理解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你学经济学尤其是理论经济学的话，你必须掌握好数学。第二，你不要为数学所累，当你用数学的方法构建模型的话，你就要做很多工作，它是有局限的，所以不能为数学所累。当你要用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时，你不得不要进行抽象，即把许多因素抽象掉，然后用数学模型揭示若干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会显得很“科学”，结论非常确定，读得时候也很舒服，但可能会把一些复杂的现实简单化，有时可能理论结论离现实非常遥远。特别是我国处于转型时期，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如果简单地搬国外的一个模型来反映我国的真实情况，有时候会出问题。当然，我一点都不否认数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一个有志于攀登经济学高峰的学子，就必须学好数学。所以要与国际接轨，要重视数学，又不能为数学所累，更要下功夫了解现实。 网友： 杨教授，您上本科时是怎样学习经济学的？还有，您认为在我们大多数人面临考研，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怎样培养科研能力？ 杨瑞龙： 实际上我走入经济学的殿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歪打正着，或者说无心插柳。我在高考恢复后的78年上了大学，那时候伤痕文学风靡中国，我当时也想写小说散文，而且上大学之前就偷偷地写小说，在当地的刊物上也发表了几篇。但没有想到当时政治考的特别好，语文考的不太理想，就服从志愿被招到了政治经济学专业。当时确实很苦恼。这时两本书改变了我的兴趣——一本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到现在说起来，我仍然收益无穷。马克思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他高度抽象，把握全局，从抽象到具体成为整个的一个逻辑过程，从商品出发，最后推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严密的逻辑推论让我很佩服。我觉得读资本论很有味道，很多人说我的文章逻辑比较清楚，很大程度上是受《资本论》的影响。当我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我当时还选修了黑格尔的小逻辑，学了欧洲哲学史，我觉得这些能让我从本质上把握经济现象很有好处；另一本书是我院高鸿业教授翻译的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我认为目前还没有比高教授翻译更好的经济学书。当时读大学时我没有钱买书，从图书馆借来后抄下不少内容，做了笔记。当时能讲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也很少，觉得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许多经济现象萨缪尔森都能用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清晰地表达出来。看马克思的理论觉得很高深，需要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看西方经济学觉得很多东西就在眼前，觉得经济学能非常容易地表达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经济现象，非常了不起。 这两本书解决了我的兴趣问题。以后我就再也不到图书馆看小说，而去看经济学书了。我觉得经济学确实有意思。当你去理解经济学的时候，考试也就特别容易了，当时我的成绩也很好，但是不是死记硬背的，资本论三卷我用了几十页纸把它的理论线索总结出来。当时考研就考资本论，我轻松地考了高分。看书我认为应该首先把厚书变成几张纸，把逻辑线索理清楚，把基本的理论命题把握好，把论证过程搞明白，就可以发现你的关注的问题。如果你看完书后，有了你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你就可以围绕这个点去查阅有关文献，展开研究。 网友： 如何在学习中处理专和博的关系？在学习经济学，或者其他学科时，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必须深入，另一方面必须博学，颇让人为难。 杨瑞龙： 这是一个老问题了。你要有好的基础，但具体说，在本科和硕士阶段一定要作到博。要成为“大家”的话，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完成经济学的中高级知识，打下扎实的经济学基础，在博士的阶段才是专业化的过程。我只是指一般情况。不包括个别特殊的学生。一般情况下，本科和硕士生不要“一篇文章打天下”。博士生阶段的的专也不是纯粹的专。如第一年进来，要掌握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要很泛的阅读，在这个基础上面才有可能有研究方向。围绕这个方向还要广泛阅读，产生问题，有了问题后才可以专门化地收集资料，做出论文。所以在博士阶段也不是纯专业化，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习惯的知识网络是广泛的。要从中产生灵感，再去钻研。没有博不可能有专。 网友： 请问杨教授：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讨论是否有个定论？ 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96、97年），周其仁教授、张维迎教授、您、方竹兰教授等人曾就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若干文章（后来您又分别和周业安博士、杨其静博士发表了几篇文章），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我想知道的是：您和以上的几位教授是否有过私下的探讨？周、张、方等教授是否默认了您的观点（因为周、张两位教授后来都没有“跟贴”了）？ 杨瑞龙： 实际上这个问题引发的讨论主要起源于张维迎回国后的几篇论文，他认为资本雇佣劳动是最有效企业所有权安排这个新古典的观点。当时的批评主要来源于崔之元，他用美国二十九个州公司法的变革来证明私有制逻辑受到一定程度扬弃；周其仁既不同意张，也不同意崔的分析逻辑。他认为人力资本应该参与到所有权分配，人力资本只能激励，不能压榨，后来我们的主要工作——我指导的博士和我一起发表论文试图在一个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内证明：人力资本应该而且可以参与到企业所有权分配中去，提出所谓“共同治理”理论。从经济学角度上，从产权的相互性，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面具有可抵押性的角度证明人力资本能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中去。同时，我们又运用鲁宾斯坦的轮流叫价模型，证明资本和劳动在连续的博弈过程中，人力资本的信息劣势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因此提出人力资本不仅可以参于到企业所有权分配中去，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中还有可能有接管机制，这就是所谓的“相机治理”问题，后来我们进一步提出资产的专有性概念，进一步从实证角度证明了人力资本是可以参与到企业所有权分配中去，形成我们不同于张，周的一家之说。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工业经济》、《管理世界》等杂志上面，还有两本书《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这些成果的引用率比较高，大家有兴趣可以查阅。我们还在继续做研究，在我指导博士生中，如果条件具备会把他们引入到这个研究方向中，因为在这个研究领域，还有不少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网友： 何为“中间扩散”型的制度变迁模式？杨教授，您好！前些年，您在对江苏昆山自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案例分析中，提出过一个“中间扩散”型的制度变迁模式，请问您现在怎么看自己的这一理论概括？学生认为，在非集权体制下，制度变迁在任何一点都可能“扩散”或“消解”，您认为对吗？ 杨瑞龙： 我在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过程中看到很多的文献，发现用西方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中国制度变迁问题有很大局限性，特别是它无法解释渐进式改革，也难以解释为什么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中国会发生事实上的市场化进程并取得不错的经济增长绩效。为了研究这些问题，我认为研究方法要转变，也就是说我欣赏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当我们学到一个理论，发现此理论和现实不对应的时候，有两种思维方式：1、现实错了。2、理论错了。我认为不能一味地让现实“服从”理论，而应从研究现实问题中发现理论上存在的问题。事实上正是可能由于某种假设的限制导致这种这种理论无法解释我们的现实。所以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时候，不能用标准化的理论来“套”我们的现实。例如，按照“华盛顿共识”，会说渐进式是不好的，萨克斯认为渐进式改革方式是不好的，激进式改革方式是好的，在主流经济学框架里，这个结论是没有错的，所以按照他的理论推论，如果采取渐进式的改革，结果要么是爆炸，要么是倒退，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中国二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既没有爆炸，也没有倒退。当我发现理论有问题时，我不是简单地怀疑现实，而是先去调研，追踪研究了我的老家——昆山，怎么从一个偷偷挂牌的开发区变成一个国家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由此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地方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由于实现了财政包干体制以后，地方官员的升迁和本地的经济增长状况联系在一起，所以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增长有可能推进产权改革，来招商引资，我把具有自发制度创新意识的地方政府官员叫做“政治企业家”，就是政治企业家来推进的一种自发的创新导致了市场化的发生，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中间扩散型”的制度变迁方式。大家有兴趣可以查阅我在《经济研究》发表的四篇系列论文和一篇关于昆山开发区的案例研究。也欢迎大家和我讨论，有些问题还可以继续做下去，能对一个标准的理论进行改造，使它能够解释中国问题。 网友： 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国企改革？ 附文： 7月11日，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透露，国资委将在其所管理的196家中央企业的基础上组建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最新一期《瞭望》周刊刊载国资委研究中心副主任白津夫的文章指出，自此，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开始进入重组改革阶段，重组成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文章说，早在2001年国务院80号文已明确提出，要组建30～50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与过去所提不分所有制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不同的是，国资委这次是在196家中央企业基础上进行组建。显而易见，这次重组是在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的前提下的组建，而并非像社会上推测的那样不一定完全是国有的。 文章认为，新一轮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与以往不同：以往是在国有经济范围之内的调整，而现在要放大到全社会进行整合；以往注重的是国有资产的载体国有企业的改革，而现在则是要改革体制本身；以往只是一般地强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没有相应的条件保证，而现在则明确提出要建立有效的经营体制和方式。 文章指出，中国国有企业新一轮重组改革更加注重核心竞争力，以强势企业为核心推动重组，着眼于由强做大，而不是过去的由大变强。 资料显示：到2001年，中国国有资产总计109316.4亿元，经营性国有资产总计73149.3亿元，占66.9%；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为36167.1亿元，占33.1%。其中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总量为59827.2亿元。这些国有资产分布在全国各地、各行业的17万户国有企业中。2002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上缴税收占工业企业上缴税收的2／3；196家中央企业实现的利润占全国15.9万家国有企业利润的64%。 杨瑞龙： 国有企业改革是个热门话题，特别是成立了国资委以后，国有企业如何改革尤其令人关注。我认为：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有两个很难解决的问题：1、政企不分的问题；2、所有权不能转让的问题。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国有企业的实质性弊端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如果这两个问题真的解决了，国有制是很难保证的。所以要在国有制框架里进行股份制改造，由于政府要扮演大股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委托代理的框架内来证明很难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我在1994年就提出了国有企业只能分类改革，基本的原则就是该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就要推行非国有化，该国有经营的企业就应该采取非市场化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讨论国资委的构建的时候，实际是在分类的框架下讨论。就是国有企业不再是无所不包了，在特定领域里，国资委管就是100多家国有企业，其他的国有企业除了一部分地方管理，绝大部分竞争性国有企业是要非国有化的。国家主要在公共产品、安全性、自然垄断以及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若干重要企业保持控制地位，对于一般的国有企业就是要放开搞活。具体在国资管辖的企业中，大的思路是可以接受的，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原来的国有企业所有权分散在8个以上的部门，有权的时候大家伸手，出了问题就找不到人，现在把这些权力集中在国资委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但具体来说还是有问题，主要表现在能不能真正作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就是能不能让国资委相对独立于政府，真正追求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对于正在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大型企业可引进多样化投资主体，一定程度上使产权可以流动，进一步解决所有权可转让的问题，才可以保证国家控股条件下，大型公司能和国外抗衡，有核心竞争力。 现在国资委运作才刚刚开头，很多问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对我而言，在于真正能不能解决政企分开。以前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后来被解散，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很多部门能控制国资局，希望国资委这次能真正代表国家实行权力，不受其他部门分权，这样真正改革，那么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网友： 杨教授， 您好！ “交易费用就是鲁宾逊世界（一人世界）不存在的费用-张五常”； “交易费用即制度成本”； 另有观点：制度最初的作用是组织分工； 以上观点是否正确？ 如果正确，那就意味着野蛮时代就存在制度和分工（因为其是二人以上世界，就存在交易费用，也就存在制度成本），这是否正确？ 谢谢！ 杨瑞龙： 这两个概念不矛盾。我们讲的交易费用是在完美的情况下，在交易中信息是完全的，未来是确定的，没有外部性，一切欺骗行为是不存在的，所以此时无交易费用。而现实并非这样的，获得信息要付费，未来是不确定的，外部性普遍存在，于是我们可能在交易中受到欺诈，出现机会主义，就是用虚假的承诺获得利益。我们通过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利益是有代价的，即制定和执行契约是有成本，这一成本就是交易成本。科斯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证明现实中存在交易费用。在交易费用大于零时，权利的初始安排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一个制度的改变可以改变交易费用的大小，而交易费用的大小又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益。在这个意思上交易成本也可以叫制度成本。证明交易费用大于零主要是为了证明制度是重要的。这也使制度经济学产生很多分支。 网友： 虽然是老问题。但是希望你回答：1.影响最大的人？2.影响最大的书？3.影响最大的课程？谢谢！ 杨瑞龙： 1、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母亲。她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带大了我们六个子女。我母亲的坚毅、宽容、善待他人、乐观、乐于助人的品格不仅影响了我的过去，也必将影响我未来的人生道路。同时，我在南京大学学习期间的硕士生导师李乾亨教授和我在人民大学学习期间的博士生导师胡乃武教授对我的影响都非常巨大。 2、在我刚踏进经济学殿堂时，影响最大书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后来影响我最大的书是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以及有关制度经济学方面的一系列经典著作。 3、课程是《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 网友： 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请您谈一下新制度经济学在转轨经济中的运用。 杨瑞龙： 制度经济学自从在90年代初开始引入中国之后，经历十多年发展，目前还是方兴未艾，主要期刊上还是发表很大比重的论文，硕士博士的论文也有很大比重。 制度经济学在国外的大学里充其量是一个有影响的流派，并不算是主流。为什么在中国应用很广，并有很大影响面？原因还是跟中国的现实相关联。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新古典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一个平台上，基本的分析范式上通用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有更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应用性。特别关注交易费用大于零的条件下，制度的重要作用，而中国目前是向市场体制的转变过程，制度经济学的这种制度变迁理论对我们来说是有用的，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细化到一些领域，比如产权经济学，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企业治理理论等，这些又是现在解决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难点问题中有用的理论分析工具，而且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分析方法更接近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强调了很多年的原因。 我认为中国的转型时期还没有结束，要经历一个相当长时间，所以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有市场，但怎么来研究呢？不能生搬硬套，当拿到中国的时候，还是要采用直面现实的分析方法，同时还要关注新制度经济学在国际上的发展，实际上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很大改变，包括“演进主义”，“博弈论”在企业理论中的应用，包括研究企业问题的时候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融合，伴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我相信未来还可以用新的方法和理论解释国家的经济和现象，这样既推进中国改革，又发展了理论。 说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新制度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界还有地位的话，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家很有可能在这个领域作出可以和主流接轨的但是外国的经济学家又无法做到的突破性进展，因为我们有一块得天独厚的实验地，那就是我国正在进行的一场市场化的改革。这样的研究成果既有可能推进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也可以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认同。因此，也不否认我国经济学家今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当然，这一重任主要落在了我们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学子的肩上。 附：杨瑞龙院长简历 杨瑞龙，1957年5月生，江苏昆山市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1987年在南京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曾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丹麦奥登塞大学(odense university)访问进修。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副会长，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杨瑞龙在制度经济学、现代企业理论、非均衡经济理论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已出版了《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现代企业产权制度》、《面对制度之规》、《当代主流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等多本专著，个人独立完成的专著有5本、与他人合著专著7本、主编专著5本、译著3本；在《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12篇论文。其主要理论贡献如下： 在《产权明晰化与双层股份制模式》（《经济研究》1988年第二期）等论文中，具体设计了双层股份制模式，那就是通过在政府、国有资产委员会、控股公司和股份公司之间设置多级委托代理关系，解决政企不分、产权模糊等问题。这一改革思路在后来国家体改委设计的改革方案以及深圳、上海等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中得到了体现。 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1995年第二期）等论文中，运用现代企业理论证明了在国有控股条件下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很难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进而提出了国有企业应按照其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这种分类改革战略思考与后来党中央提出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改革思想相吻合。 在与周业安等的合作的《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经济研究》1997年第一期）、《相机治理与国有企业监控》（《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三期）等论文以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著作中对“资本雇佣劳动逻辑”、 “工资侵蚀利润”等命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并阐述了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相结合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模式。这些学术思想在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一期）等三篇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系列论文以及一篇关于江苏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自费开发到“国批”开发过程的案例分析中， 提出了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依次经过供给主导型、中间扩散型和需求诱致型三种制度变迁方式的假说，并加以验证。该系列成果被认为处于我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前沿。 杨瑞龙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学术专著《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在对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相互脱节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以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作为联结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桥梁，系统地运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构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分析基础。这是一本被认为是在国内研究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经典性学术著作，先后重印三次，被引用率高，在经济学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杨瑞龙论文的被引用率和被转载率较高，经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公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统计，杨瑞龙分别在1998年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的论文总被引排序中列于全国前十位中，其中《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理论含义》一文分别在1998年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的被引论文排序中列于前十位中。2000年杨瑞龙的论文被引总次数为78次，总排名第四名；在2000年经济学科的论文被引次数总排名中并列第二名，被引次数72次。根据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收录1994年至2001年的5300种学术类核心与专业特色期刊，在收入的中青年经济学家的论文数量，杨瑞龙在樊纲之后列第二名；杨瑞龙的论文被引用365次，在张维迎、林毅夫、樊纲之后排列全国中青年经济学家第四名。杨瑞龙被《中国市场》评为“影响中国市场的25位经济学家”之一，还被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等授予十大中华经济英才“最具影响奖”。 杨瑞龙的多项科研成果获奖，其中《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1995年第二期）获经济学最高奖—第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的第一章获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当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选择》（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研究》（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当代主流企业理论与企业管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三本专著分别获北京市第三、四、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与《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两本专著分别被评为北京市第五、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等奖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获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奖和教育部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杨瑞龙曾先后三次获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研究课题。被选拔为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选、北京市“百人工程”人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获教育部“青年教师奖”、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专家”、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爱国立功标兵”等称号。 附：杨瑞龙的主要代表作： 1．《股份制与当代中国企业改革》（独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版。 2．《宏观非均衡的微观基础》（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第一作者，与周业安合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面对制度之规》（独著），中国发展出版社2000年版。 6．《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经济学分析》（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试论国有资产价值递增承包责任制》，《经济研究》1986年第11期。 8．《价格不是国家实行间接控制的手段》，《光明日报》1986年3月8日。 9．《产权明晰化与双层股份制模式》，《经济研究》1988年第2期。 10．《法人资产制度与企业自负盈亏》，《经济研究》1986年第8期。 11．《论制度供给》，《经济研究》1993年第8期。 12．《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 13．《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经济研究》1995年第2期。 14．《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经济研究》1997年第1期。 15．《论国有经济中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管理世界》，1997年第1期。 16．《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17．《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1期。 18．《国有企业的双层分配合约下效率工资假说及其检验》，《管理世界》1998年第2期。 19．《相机治理与国有企业监控》，《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 20．《交易费用与企业所有权分配合约的选择》，《经济研究》1998年第9期。 21．《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与治理结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22．《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经济研究》2000年第3期。 23．《从技术创新透视外部网络化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6期，《新华文摘》2001年第3期全文转载。 24．《专用性、专有性与企业制度》，《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25．《竞争、内部人控制与经济绩效》，《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0期。 26．《企业的异质性假设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内生性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1期。 27．《双重成本约束下的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2期。 28《市场经济条件下诚信的制度基础》，《求是》2002年第18期。 29．《追踪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1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4期全文转载。 30．《企业间网络的效率边界：经济组织逻辑的重新审视》，《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11期。 31．《正式契约的第三方实施与权力最优化》，《经济研究》2004年第5期。 根据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相关资料整理，并经杨瑞龙教授审订。 (编辑:牛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