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的2017年第六期城市与区域经济学术沙龙在明德主楼729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学术沙龙的主讲人是来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andrés rodríguez-pose教授，演讲的主题是institutions and the genesis of urban growth in china.
andrés rodríguez-pose教授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地理系，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地理与环境学院院长和国际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本次andres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演讲是基于他与浙江大学张敏合作的论文展开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中国城市增长的起因以及制度要素在其中的作用。一开始，andres教授回顾了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城市在其中的作用。他认为，以往在对中国城市增长因素的研究中往往集中在几个关键的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如地理区位和可达性、教育和创新、集聚和密度等，而很少涉及制度这个因素对城市增长的影响。andres教授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个现象提出了他们研究的主要对象，探讨制度因素对城市增长的影响，以及制度因素与其他传统的促进城市经济增长的因素之间的关系。
andres教授先从城市增长理论说起，包括内生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城市经济学；通过文献综述对中国城市增长驱动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包括私有化和半私有化企业、高等教育、国际贸易、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土地市场等等，并认为在这些文献中很少有人真正去研究制度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在这里，andres教授先抛出经过研究得出的观点：制度会直接对城市经济活动形成促进或者抑制作用，并间接地影响其他城市增长因素发生作用的程度。
接着，andres教授列举出了一些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事实，比如，从2003年到2014年中国部分城市的人均gdp的变化、人口数量的变化、经济增长速度、政府效率和反腐败次数。通过对以上事实的初步分析，发现没有一个单一因素能够单独地对城市增长形成影响。为此，andres教授和他的合作者搜集中国2003年-2014年期间的283个地方城市数据，把制度因素聚焦在政府效率和反腐败次数上，运用hausman检验和系统gmm对已建立的模型进行分析，并对分析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创新、人力资本、城市密度和社会过滤器（社会和结构因素的结合）与中国的城市增长成正相关关系；政府效率和反腐败次数对城市增长也有明显的正效应；省级层面的反腐败与城市增长的关系不显著，但降低了社会过滤器与城市增长的相关性。
andres教授与他的合作者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城市的增长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有好的人力资本、创新、城市密度和社会过滤器状况；制度因素的确影响城市增长，其中政府效率和地方的反腐败力度对城市增长有直接的影响；省一级的反腐败力度不直接影响城市增长，但增强了其他影响因素对城市增长的正向作用；城市周边地区对城市增长有积极的溢出效应。由此，andres教授认为，在制定城市发展政策的时候，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的状况，并把制度这一要素考虑进去。
会后，多名在场聆听的老师和同学对andres教授提出了问题，现场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出席本次学术沙龙的有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姚永玲教授、侯景教授、付晓东教授、文余源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以及外校的部分师生也参与了讨论。
（供稿：李文森；编辑：陆美贺；核稿：李佩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