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3日18:30，“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第十八讲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8宋涛大讲堂成功举办。此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唐杰教授，讲座的主题为“深圳改革创新发展回顾与展望”。
唐杰，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兼职教授，国家发改委“十三五”“十四五”国家规划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1971年参加工作，1979年进入南开大学，先后毕业于经济系、经济研究所，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2—1993年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布赖特教授。1995年调入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1998年调入深圳市政府。2003—2007年，任政府秘书长，2007—2009年，任深圳市人大副主任，2009—2015年任副市长。出席此次讲座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多位专家学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近百位研究者、学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刘守英教授作为主持人，向听众介绍了唐杰教授，并代表经济学院全体师生对唐杰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在演讲之初，唐杰教授提到，对深圳改革创新的回顾与展望是关系到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重要论题。但当前，这一问题还没有被充分展开讨论。因此，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之际，对深圳奇迹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对深圳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深圳是从边陲小镇走来的世界大都市，经历了完整的现代化过程。在深圳与香港经济发展差距巨大的情况下，国家坚持改革开放，设立深圳经济特区，为深圳创造了自主、大胆进行各类尝试的制度环境，才有了深圳的快速发展之路。
其次，深圳经历了不懈的攀登转型，产业发展从模仿走向制造、再走向创新。深圳过去被认为是高增长的经济体，实际上，深圳的高增长也是因为低起点，并且已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此外，深圳是带有明显周期特征的经济体，周期特征与其转型有密切联系。深圳的gdp增速已逐渐向全国水平收敛，说明深圳也经历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过程。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能提高边际投资收益，且人均资本量仍持续增大，那么经济将持续低于潜在生产边际，这就反映了高质量转型的需求。如今，深圳的城市经济发展已从产量规模型走向创新集聚型。但新常态下，我国大部分地区已很难实现靠规模、数量、廉价要素投入，加上大量破坏资源生态，来实现快速发展。广泛而深刻的发展转型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的巨大挑战，深圳在其中可以起到样板作用。
再有，深圳已成为一颗耀眼灿烂的超新星。深圳为国家如何实现大规模产业创新提供了良好范例。在经济活动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必须关注大量改革事项如何在演化中创造智慧。唐杰教授利用深圳引入沃尔玛、深圳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举措及其连锁反应的实例，展示了四十年来深圳多元化、多层次、系统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形成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形成了以有效市场为基础的有为政府。此外，深圳致力于法治建设，为更多企业创造一个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成功率的良好环境。唐杰教授在此处提到，经济下行实质上为创新提供了各种要素利好，政府可以采取对应性经济刺激措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创新和周期相结合，推动经济转型。
最后，深圳转型成功的同时，也面临着困难。深圳的成功是连续产业升级的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转型经验和发展经济学案例。但在经济总量提高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力却存在瓶颈，与发达地区仍存在差距。未来，在相对不利的贸易条件下，应当坚持以科学引领，发展核心技术，同时坚持参与国际竞争，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深圳四十年，依靠廉价要素与政府的资源集中、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实现了高速增长；如今，深圳需要新的体制、新的机制与新的事业来实现更高的创新。
演讲结束后，唐杰教授就城市空间扩展、有为政府、地区均衡发展等问题和与会人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
刘守英教授对讲座进行总结。他指出，深圳的发展经验具有一般性，但也有很强的特殊性，还有更多原理等待着从深圳中的经验中被发现，需要花更多工夫研究。首先，深圳的发展诠释了高水平的市场经济是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传统存在本质区别，特别是法治规范提供了陌生人交易的基础。其次，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它的奇迹也仰赖于一批想做事的能人，说明通过体制改革不断释放原体制中积压的力量，能够对经济发展转型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深圳的经验也说明，中国一定不能关起门来，一定要开放。只有在开放体系中，在国际化竞争中，才知道与世界的差距，才能做到最好。
讲座至此圆满结束。“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旨在邀请国内外既懂经济政策、又有学术造诣的经济学家进行中国改革和发展及其理论研究学术分享，敬请期待后续的学术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