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下午，“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第九讲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728宋涛大讲堂成功举办。此次讲座以“中国近代史的制度变迁与金融革命”为主题，主讲人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终身副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兼职教授马德斌先生。讲座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学生等近百人参加了此次讲座。
刘守英教授介绍了马德斌先生并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经济史的研究是拉长的经济发展研究，马德斌先生专长于研究中国与亚洲长期经济增长，金融、法律和制度的关系等发展领域最前沿问题。此次讲座，马德斌先生将重点向大家分享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制度变迁与金融革命。刘守英教授期待此次讲座为经济学院经济史相关研究带来新的思路。
马德斌先生首先对会议主办方表示了感谢，并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金融与制度的重要性进行了说明。在对于“中国什么时候落后”这个重大经济史问题的研究中，诸多学者强调技术和物质水平，但是马徳斌教授认为中国跟西方很大的差别在于货币和金融发展，其背后隐藏的是制度问题。没有制度，金融和货币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金融和货币是理解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重要视角。随后，马德斌教授从以下几部分进行了讲解：
第一，领先世界的中国货币。（1）纸币的发行。中国很早就知道货币背后的交换逻辑，最早实现了大规模的纸币发行，北宋有“交子”、元朝有“中统钞”、明朝有“大明通行宝钞”。中国最早开始了货币出口，宋朝的铜钱流行于东南亚、日本等地。中国之所以很早就走向了纸币的道路，与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强大的公权力有很大的关系；（2）滥发纸币造成的通货膨胀。宋、明时期因为财政问题特别是战争问题，滥发纸币，形成通货膨胀，明朝后来收税都不承认自己的纸币；（3）白银作为通货的出现。18世纪大量白银进入中国，中国货币源源不断供应，便宜的银价形成了微妙的通胀和清朝18世纪的盛世；（4）鸦片战争。19世纪银价上涨，依赖进口银的清政府开始出现通货紧缩。解决通货紧缩的一个办法就是脱银。当时户部官员王茂荫提出走纸币的道路，但有人认为宋朝、明朝是因为搞纸币把政府搞垮的，最后中国人看到纸币“谈虎色变”。最终王茂荫被迫辞职，中国也遭遇了鸦片战争。
第二，欧洲的后来居上。（1）货币理论的诞生。西方货币理论发展缓慢，欧洲最早的纸币产生于16世纪的瑞典。西方世界早期，大额货币与小额货币的固定成本相同，但大额货币额数更大、利润更高，人们更愿意用大额货币，造成市场上小额货币严重不足，并逐渐变成劣货，粗制滥造或者进口，货币比例失衡。最后小额货币就用法定货币来解决，大额货币作为本元，变成了储藏货币。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欧洲人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有了货币体系，开始了法定货币的发行；（2）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宪政，解决了一整套的制度问题，提高了公债的可信度。英格兰银行发行纸币，经营政府债券。光荣革命之后，由英格兰银行主导了一场金融革命，通过贷款和贴现担保慢慢地将大量的货币放到市场。此后，英国真正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
第三，公共租界与上海金融中心的兴起。上海公共租界具有半殖民主义的性质，是超越单一国家与民族的多重利益集团。上海租界由工部局管理，工部局自负盈亏，自主经营，非常独立。上海是一个自由港，税压得很低，抗日战争时日本也不能占领租界。此时外国银行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特别是苏格兰银行，纸币开始流行，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银行上海分行。1917年北洋政府缺钱，大量发行纸币，发生停兑风波。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位于租界里面，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根据章程上海银行货币一直可兑。1916、1917年之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信誉大增，而且去除了政府股份，变成了私家的独立的银行。停兑之后上海成为银行中心，大部分银行总部集中在上海，奠定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
第四，中国海关与中国公债。中国的海关是清政府的洋人委托管理机构，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中立的、全国性的现代文官体系。海关关税因其稳定性可以作为抵押借外债。北洋政府时期，海关按照条约收取关税还债，剩下的关税全部交给中央政府。后来，中国政府开始发行公债，关税作为公债抵押。通过发行公债，政府的能力开始大大增强。政府发行公债，大量购买公债的是银行，银行开始对政府用于还债的税源及用途进行干预。因为公债，资本家第一次对政府了发言权，所以说公债跟宪政、民主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第五，金融革命。1933年“废两改元”，银元虽由国家发行，却由私家银行推动，上海就形成了集体协议并建立了监督机制以推动银元流通。1918元两比例为0.37、1921年为0.63、1925年为0.88、1928年为1.00、1931为 2.29 。从1911年到1931年中国的货币供应增长数据来看，纸币维持一个非常稳定的货币年均增长率，达到9%。
第六，革命的终结。民国政府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建立的租界银行体系被完整的保留下来。民国政府另立了中央银行，但其资本只有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1/10，根本无法取代上海分行的位置。1935年民国政府又实行国有化，最终结果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国民政府可以说是成也货币、败也货币。
演讲结束之后，马德斌教授就英国与欧洲大陆发展路径的差异、政府对银行的影响、上海法租界的特点、英国学习和借用荷兰体制取得成功的原因、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营策略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最后，刘守英教授就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刘守英教授认为：首先，制度研究很多时候可能要大题小作，小题的背后实际上是大问题，要找到症结所在；第二，研究要回到现代的金融革命和现代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上，现代金融革命和现代政治制度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去研究的。最后，刘守英教授提出了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政治经济制度关联有哪些相同性和差异性？什么因素导致后来整个现代国家的建构和发展走出了另外一条路？
讲座至此圆满结束。“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系列讲座旨在邀请国内外既懂经济政策、又有学术造诣的经济学家进行中国改革发展和转型及其理论研究学术分享，敬请期待后续的学术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