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7日上午，由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政经大讲堂第十四期：习近平经济思想”系列讲座第四讲继续进行。考虑到疫情防控等因素，本讲继续采用汇贤学堂与学术志等直播平台进行，线上听讲人数超过3万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琼副教授主持了本场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裴长洪研究员以“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和调控实践”为题进行了讲授。
裴长洪研究员认为，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经济社会工作的安排和调控，充分体现了多年来对做好经济工作规律的认识和灵活运用，对这些实践进行总结和认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裴长洪研究员从九个方面对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实践进行了详细梳理和分析。
一、认识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树立新发展理念的思想基础
早在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和“三期叠加”；2014年7月份提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也沿用了这个判断。这是十八大之后总书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趋势性判断，也是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规律性认识。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一规律也符合大经济体的一般发展特征。1937年美国经济总量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到1951年经过14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长5.4%；再到1971年近20年间平均增长率降到5%以下；1972年之后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下降到3%左右。西欧和日本也有类似的现象。因此，总书记适时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树立和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
二、认识和把握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机制
在经济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目的在于挖掘和培育新动能。新动能是什么？新动能是新供给与新需求的结合，这也是一个认识上的创新。总书记提出，“在三期叠加的大背景下，影响经济增长的突出问题有总量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更为突出。在有效供给不能适应需求总量和结构变化的情况下，稳增长必须在适度扩大总需求和调整需求结构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跃升。”这是中国的理论创新，不是西方供给理论的翻版。
与美国供给学派相比，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不同：第一，经济发展和调控思路不同。美国供给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强调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中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仅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二，政策的覆盖范围不同。美国供给学派主要以减税和减少政府管制为基本内容，政策涉及面很窄；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穿五大发展理念和五大支柱政策，不仅覆盖面广，而且需要体制机制的建设和保障。第三，利益调整关系不同。美国供给学派的减税主张实际上代表的是大企业和大公司的利益，减少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的同时也要求减少公共福利，降低社会保障；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去产能和失业救助结合，在所有的改革措施中都通盘考虑各阶层人民的利益。第四，理论依据不同。美国供给学派根据“拉弗曲线”认为减税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能够做大税基，进而带来税收总量；但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既强调生产和供给在经济循环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关注生产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适配性以及后者的引导性。
三、认识和把握发展实体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
在201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存在三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大量货币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系统内自我循环；金融业在经济中比重快速上升，而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下降。在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命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我国的根基。他说：“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把实体经济看作是国家根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首先，生产是金融的基础，金融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实体经济的需要。第二，金融脱离生产过程并不能创造价值。马克思说：“货币本身并不能生出更多的货币，货币资本倘若不经过生产地使用，就不能真的自行增殖自己的价值。”实体经济还是新的增长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要以现代产业体系为基础，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总结和新认识。
四、认识和把握城镇化、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是扩大内需的基本支撑
总书记提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体系的剖析是建立在英国国内内需市场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需要不断把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这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正如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规律。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要把扩大内需的战略落实在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城市群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中。
五、认识和把握经济安全是保障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党和国家在认识和把握经济安全方面的主要经验。其中，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是保障中国经济安全的第一要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各类社会资本，但资本与劳动对立的特性依然存在，如果任其野蛮生长、无序扩张，必然导致金融脱实向虚，变异为投机性的虚拟资本。当经济环境适合的时候，就会通过不断扩大经济杠杆，把经济循环引导到发生金融和经济风险的悬崖。
从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央都一再强调粮食安全。总书记提出，“什么时候都不要轻言粮食过关了。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必须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虽然我国近年粮食产量一直保持高位，但是我们的良种大都是国外引进的，农业现代化对我们来说仍然任重道远。此外，我国的能源资源安全形势也不容乐观，我国仍有60%的石油、70%左右的天然气依靠进口，一部分金属材料的对外依赖度也很高。
六、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
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方向。这样的现代化是中国独创的，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发展理念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体系，中国式现代化成为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文明形态。总书记提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新发展格局揭示了新发展阶段的发展规律。如果我们将它纳入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模式就会发现，国内大市场为主体是我们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必需的，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资源这个优势，必须有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
七、认识和把握经济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政策组合
2013年4月25日，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首次提到“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2015年11月10日提出“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将五大政策扩展为七项政策：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发发展活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在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政策组合的多样性和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促进共同富裕，因此调节我国经济运行必须使用多样化的政策组合，而且这种政策组合还需要系统化协调。由于我国经济的复杂性，中国经济运行的管理不仅具有自身特色，而且难度要比资本主义国家高得多，责任也大得多，进而对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经济政策协调运行的要求也强得多。
八、认识和把握“稳中求进”、“六稳六保”的宏观政策调节规律
201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升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地位，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以及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六稳”“六保”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最新要求。2018年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稳”工作目标，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通过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达到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六保”新要求、新目标和新任务。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注重宏观政策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以往在宏观政策中提出的逆周期调节，主要是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过热或过冷现象采取的反方向调节措施，目的是为了熨平经济波动幅度，保持经济平稳运行。而跨周期调节是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新认识和新实践，主要是针对在我国经济跨入中高速换挡期后还将逐步向中速增长轨道滑行的情况，用精准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强化稳岗就业，加强大宗商品保供稳价。这些新实践、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内涵和政策工具。
九、认识和把握党的领导是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根本保障
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既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传统，也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始终不变的原则。“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被提高到更高的层次：“履行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职能，议大事，抓大事，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也就是说，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不是一般的号召，也不是只停留在一般的路线方针上的引导，而是深入到经济建设的实践当中去。这既是一个实践命题，也是一个理论命题。从理论上说，是一个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改革开放后，党从辩证统一的视角正确认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有机统一的关键，有效避免了政府在干预经济过程中的“越位”、“缺位”以及“错位”现象，从而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创造了条件。可见，实现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的统一，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来源于对依法治国、民主执政和科学执政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结语
裴长洪研究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理论大量引入我国，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参考和借鉴。但正如总书记所言，“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境界，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基本理论基础和根本遵循。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琼副教授对裴长洪研究员的精彩讲授表示感谢。她认为，裴长洪研究员从九个方面对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和实践进行了详细梳理，以大量的政策文本、实践总结和经济数据为基础对中国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进行分析。这也启示我们经济学者不能满足于抽象的理论逻辑自洽，经济研究一定要注意扎根中国大地、结合中国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经济规律、解释中国现象、解决中国问题。李琼副教授再次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对裴长洪研究员和今天云端听课的学员们表示感谢。
至此，本期政经大讲堂第四讲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