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
2018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2018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时提出“六稳”，“稳外贸、稳外资”在其中。2020年年初中央再次强调“六稳”，“稳外贸、稳外资”仍然是其中重要的工作。3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稳外贸、稳外资”作出了新部署。
“稳外贸、稳外资”多次被中央强调，说明了“稳外贸、稳外资”的重要性。虽然说“稳外贸、稳外资”是在外部环境有变的情况下再次被强调，但我们应该从更远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我们认为：“稳外贸、稳外资”是应急，更是长期战略。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必须坚持做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人口众多，但很多资源人均量不足，只有利用好国际市场的要素资源和市场份额，中国的人均gdp才会出现高速、持续的增长。
其次，中国已经找到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发展路径，这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中国造”（made in china）。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布局全球“大循环”模式。从1984年开始中国对加工贸易实行优惠进口政策；从1992年开始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尤其是中间品的进口关税，对生产出口品中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进口（尤其是fdi所需要的进口品）实施关税免除等激励措施。这些措施在1994年之后使得制造业的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95年开始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工业制造业进出口为主导，并附之以初次产品进口的国际分工贸易模式。1995年是一个重要的时点：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制造业顺差、初级产品逆差的贸易格局。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出口贸易取得了超高速的发展，直到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打扰了中国出口高增长的节奏。在世界经济疲软的态势下，2018年特朗普又以外部不平衡为借口，发起了全球贸易摩擦，尤其是美中贸易摩擦持续的时间长、规模大。到目前为止，双方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磋商协议。
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而且已经明确看到了我们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制造业产业链。按照oecd最近的研究，从2005-2015年全球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年度符合增长率来看，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年度复合增长率高达10.1%，仅次于菲律宾的10.4%和越南的16.5%（图1）。但后两者的体量无法与中国相比。
图1、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年度复合增长率（2005-2015，%）数据来源: oecd tiva database.
再次，忍受外部需求波动带来的冲击是这种模式相伴的成本。从宏观经济的稳健性来说，一旦形成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一方面对本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也需要忍受外部需求波动带来的冲击。尤其是在出现全球性的需求急剧萎缩时期，对国内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冲击，宏观经济就会因此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和脆弱性（图2）。为了减少这种宏观经济的波动性，“稳外贸”工作在外部需求急剧下降时候，就显得迫切。
图2、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第四，贸易摩擦本身不改变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战略。全球不平衡本身会带来风险，这是存在的。短期的问题是资本跨国借贷、甚至套利会带来金融市场的扰动甚至冲击；中长期的问题是产业的转移和就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全球不平衡的时期往往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好的时期，原因很直接：资本的跨境开放配置比封闭配置的效率要高。因此，不能因为从未停止的贸易摩擦就主动收缩出口导向模式，而是要依据国内发展战略来有意识收缩不需要的出口，同时鼓励需要的出口，“两高一资”外贸的压缩就是好事。因此，贸易摩擦本身不改变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战略，只能是朝着不断“升级版”的出口导向模式发展。
最后，全球出口导向型模式目前处于下行周期，这对于稳定出口导向模式更加重要。按照研究者认同的划分标准，我们发现，不论是从出口导向型出口增长率，还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数量来看，相比2000年左右的水平，两者都有明显的下降。这说明全球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处于下行周期。全球的下行周期在平均意义上说明这种发展模式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冲击，但对于个体的经济体来说，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在2018年贸易摩擦兴起的时候，依据world bank wdi 的数据，菲律宾、越南和老挝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出口增长率（基本在11%-14%区间）。这时候“稳外贸、稳外资”对于稳定暂时缩小的外部市场的边际作用是很大的，反过来对国内经济和就业也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如何“立稳足”，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中国造”。中国难以靠农业去在世界经济中立足，人均耕地约束是极限约束，农业的重点在于保证我们“衣食住行”中“食”的安全。金融业要立足国际市场，体现中国金融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点，从当下国内金融机构利润中国际业务占比很低就可以看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的“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是一个短期迫切的工作，更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稳外贸、稳外资”的各种政策，比如出口退税、引导信贷投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能够起到应急的作用。但我们更应该从长期战略来思考“稳外贸、稳外资”：回归要素价格（成本）层面去看待“稳外贸、稳外资”工作，降低长期要素成本去提高外贸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资金成本过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企业竞争力的“痼疾”，这需要金融体制深度改革才能获得稳定和持久的、有资金要素支撑的出口竞争力。资金要素价格的下降将是中国经济未来最大的要素红利之一，能不能利用好，直接关乎整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战略。
一句话：“稳外贸、稳外资”中看起来有两个“外”字，本质上也是一个“内”字，关乎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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