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常务副书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
3月15日美联储甩出“王炸”，联邦基金利率几乎一步到位，下调1个百分点，维持在0-0.25%的水平，基本回到反次贷危机时期的状态。同时，鲍威尔表示：有空间采取任何需要的措施。这一次鲍威尔一反过去纠结是否要降息以及降多少的常态，比正常的fomc会议提前4天就发布了这一重磅政策。
美联储迅猛的货币政策目标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守住不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底线。尤其是在美国微观经济基本面尚可的背景下，不能任由新冠疫情的外部冲击带来的恐慌引起美国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金融危机。美联储的政策也说明了美联储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决心：你需要的钱，我都有。
而且，我们会看到随着疫情的发展，越来越多国家或者区域的央行会进一步出台宽松的货币政策，全球进入政策竞争的时期，也是疫情冲击下的自保政策带来了彼此之间的政策合作。
从美国货币政策的历史来看，伯南克在施瓦茨和弗里德曼等对1929-33年“大萧条”货币政策反思的基础上，对“大萧条”进行了进一步的反思：货币政策是防止出现流动性危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帮助经济恢复增长的核心工具。伯南克对 “大萧条”的反思促成了他在2008年反次贷危机中实施的零利率货币政策，实施qe，并直接进入市场购买金融资产，稳定市场情绪。从事后看，美联储的政策对于防止高杠杆引发的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货币政策的理论来看，次贷危机时期实施的qe和今年美联储再次实施的qe，是对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实践。mmt的核心要点是：政府不会破产、政府可以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支出先于收入。这种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货币理论至今一直充满争议，其效果究竟如何、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只能等待长期的实践去检验。
与2008年相比，这次是不一样的场景，美联储却开出几乎一样的药方。但目的只有一个：短期中尽最大努力去阻止出现由于疫情带来市场的恐慌情绪，进一步引发的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这次市场的恐慌和2008年不一样：2008年是杠杆，这一次是新冠疫情。如果市场由于疫情带来了流动性金融危机，那么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承受不了两个大危机的叠加：社会疫情危机 金融危机。两个危机同时出现在任何一个经济体，该经济体的社会经济都会倒退数年，会在下一轮的全球竞争中被时代所抛弃。因此，对疫情国或者区域来说，此次防金融市场流动性危机就是城池保卫战。
有人说美联储的政策是“饮鸩止渴”。不可否认全球化几十年来，尤其是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出现了长期低利率、低通胀、低贸易、低劳动生产率等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经济学家也以“大平庸”、“大停滞”理论去加以描述，令人印象深刻。全球化几十年累积出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全球债务总量攀升、杠杆上升、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大、贸易摩擦、民粹主义带来了分裂等等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短期中加以解决。在这样的逻辑下，受到未来疫情冲击带来巨大不确定的美联储等央行迅猛出手，努力缓解市场的恐慌情绪，就不难理解了。因为按照凯恩斯的话来说，从长期来看，我们都将死去。当下货币政策要做的工作就是避免还没有到长期，短期市场就死了。一次估值偏高的、技术性的较大回调不能演变为疫情冲击下引发的金融危机。谁也不想重复杜甫那句悲怆的诗句描述的场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政策的工具箱依然丰富。货币政策只是一种，美联储几乎没有降息的空间，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工具结束了。特殊时期，比如进入市场购买金融资产的政策并不是不可用。财政政策的也有作用空间。特殊时期，进一步减税，帮助困难群体，维持社会稳定也是可行的办法。超级疫情下全球政策的大合作也是有空间的，跨国的债务免除等办法也有助于实现不爆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决心，这要取决于国际之间是采取真合作的态度，还是采取自保的残酷竞争态度。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从历史上看，美元主动放弃20世纪70年代初的“物本位”采用“信用本位”，主要原因之一是越战等原因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本位”已经无法满足美国国内需要的资金。因此，即使是美元主导了全球货币体系，但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出发点是解决美国国内面临的问题。美元是美国的，问题是世界的。2008年美国应对次贷危机的qe就对全球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溢出效应。2013-2014年间我们看到美国在逐步处理完次贷危机的主要问题后，美元加息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不少新兴经济体出现了货币危机。资产价格的变动带来了财富的转移，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美国是一个净债务国，但投资收益却是正的。
因此，美国用qe政策去应对大疫情的外部冲击，外部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政策更应该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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