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内需带动经济发展应当是一种常态——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
发文时间：2009-03-06
记者：我注意到您最近在一个会议上讲，以内需启动经济不应是一时的应急之举，而应当是一种常态。请您就这个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李义平：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亚当·斯密就曾经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欧洲必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国不仅要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还必须重视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巨大的国内需求就可以支撑巨大的产业。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认为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小国。二是基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教训。一国如果把经济驱动力的重点放在外需上，一旦外需出现问题就会措手不及，非常被动。三是启动经济是在经济出现严重下滑时再开始发力，这就像汽车停下来再启动一样，消耗的能量要大得多。据此，我以为以内需带动经济发展应当是一种常态，而不是情急之下的举措。在当前，启动内需与把内需作为一种常态并不矛盾。
记者：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选择什么样的着力点才能效果最好呢？
李义平：以内需拉动经济的着力点应当是消费拉动。政府政策直接发力的通常是投资，但投资最终要消费。这是因为：一、经济运行过程包括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只有进入消费，整个生产过程才算完成。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凯恩斯说，如果不消费生产还有什么意义呢？历史上最初的经济发展正是以需求的扩张为前提的。二是投资需求是中间层次的，是引致性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我国的实际情况证明，如果投资形成的产品最终不被社会所接受，就会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务增加、经济萧条。三是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消费者就是上帝，企业的生产目的就是调动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从实际情况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居民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在70%以上，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仅为46.9%。四是以消费拉动经济还在于本次危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产品的消费市场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这一次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我们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消费市场。五是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社会。
记者：对于政府刺激经济你有什么评论？
李义平：政府可以在启动内需中发挥作用，但一定要适度，不能反应过度。要认识到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特有的调节机制，是一个强制调节的杠杆。强制性的淘汰激励创新，调整和提升结构。如果一遇经济下滑就马上反应过激，过度刺激，那就会把本该通过萧条解决的问题包下来，从而产生更大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这次经济危机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关。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时间很短，实际上只有一个季度的衰退，因为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被刺激起来，阻止了经济下滑，但代价是本次更大的危机。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段对此时此刻的经济调整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针对如何治理经济萧条，他说：“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刺激带来的复苏，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看来能完成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中又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威胁”。
为了长远、为了高质量地启动经济，政府的功能发挥要严格地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据此，政府刺激经济的取向一是生产领域的基础性建设，包括水、电、运输、环保、技术创新，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旨在给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产业环境。二是社会保障系列，包括医疗保障、养老、教育等，旨在让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地消费。不要过分涉及具体产业。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但要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同样会有所作为，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仅仅有政策性刺激是不够的，还应当高扬改革的旗帜，打破垄断，遏止地方保护主义，向民间资本开放广泛的投资领域，让政府的直接投资充分发挥积极效应。
记者：您认为长远地看，我国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是什么？
李义平：长远的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应当着眼于经济发展，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纵观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无通胀的高速发展几乎是不存在的。经济运行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经济高速发展，各种要素的价格上扬。原因在于经济高速发展时对各种生产要素有强烈的需求，自然会拉动价格上涨，但此时工资也会增加，人们照样买东西，经济依然繁荣，政府要作的只是对低收入人群的适当补贴(此时财政收入也较多)。另一种是经济紧缩，物价指数下降，但此时工资也下降，大家缺少信心，不敢消费。所以实行紧缩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旦把经济紧缩下来了，再要启动就很难了。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虽然通胀降下去了，但却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的。我们一定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能让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重演。
李义平：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们国家幅员辽阔。亚当·斯密就曾经指出，中国不同于欧洲，欧洲必须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国不仅要重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还必须重视省与省之间的贸易，巨大的国内需求就可以支撑巨大的产业。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认为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于小国。二是基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的教训。一国如果把经济驱动力的重点放在外需上，一旦外需出现问题就会措手不及，非常被动。三是启动经济是在经济出现严重下滑时再开始发力，这就像汽车停下来再启动一样，消耗的能量要大得多。据此，我以为以内需带动经济发展应当是一种常态，而不是情急之下的举措。在当前，启动内需与把内需作为一种常态并不矛盾。
记者：以内需拉动经济发展选择什么样的着力点才能效果最好呢？
李义平：以内需拉动经济的着力点应当是消费拉动。政府政策直接发力的通常是投资，但投资最终要消费。这是因为：一、经济运行过程包括四个环节，即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只有进入消费，整个生产过程才算完成。消费是生产的动力。凯恩斯说，如果不消费生产还有什么意义呢？历史上最初的经济发展正是以需求的扩张为前提的。二是投资需求是中间层次的，是引致性需求，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我国的实际情况证明，如果投资形成的产品最终不被社会所接受，就会造成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债务增加、经济萧条。三是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消费者就是上帝，企业的生产目的就是调动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从实际情况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居民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在70%以上，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仅为46.9%。四是以消费拉动经济还在于本次危机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产品的消费市场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这一次受到的冲击比较大，我们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消费市场。五是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建设和谐社会。
记者：对于政府刺激经济你有什么评论？
李义平：政府可以在启动内需中发挥作用，但一定要适度，不能反应过度。要认识到危机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特有的调节机制，是一个强制调节的杠杆。强制性的淘汰激励创新，调整和提升结构。如果一遇经济下滑就马上反应过激，过度刺激，那就会把本该通过萧条解决的问题包下来，从而产生更大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这次经济危机与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有关。当时泡沫破裂，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那次衰退时间很短，实际上只有一个季度的衰退，因为美联储用降息来刺激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被刺激起来，阻止了经济下滑，但代价是本次更大的危机。经济学家熊彼特说过一段对此时此刻的经济调整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针对如何治理经济萧条，他说：“只有让它自己治愈自己才是可取的，任何人为刺激带来的复苏，都会令那些在萧条中看来能完成调整的剩余问题更加严重，从中又会产生出新的问题，再造成一次更严重的商业威胁”。
为了长远、为了高质量地启动经济，政府的功能发挥要严格地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据此，政府刺激经济的取向一是生产领域的基础性建设，包括水、电、运输、环保、技术创新，特别是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旨在给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产业环境。二是社会保障系列，包括医疗保障、养老、教育等，旨在让人民群众无后顾之忧地消费。不要过分涉及具体产业。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可以有所作为，但要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同样会有所作为，会作出正确的选择。
仅仅有政策性刺激是不够的，还应当高扬改革的旗帜，打破垄断，遏止地方保护主义，向民间资本开放广泛的投资领域，让政府的直接投资充分发挥积极效应。
记者：您认为长远地看，我国宏观政策的着力点应当是什么？
李义平：长远的看，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设计应当着眼于经济发展，始终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纵观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无通胀的高速发展几乎是不存在的。经济运行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经济高速发展，各种要素的价格上扬。原因在于经济高速发展时对各种生产要素有强烈的需求，自然会拉动价格上涨，但此时工资也会增加，人们照样买东西，经济依然繁荣，政府要作的只是对低收入人群的适当补贴(此时财政收入也较多)。另一种是经济紧缩，物价指数下降，但此时工资也下降，大家缺少信心，不敢消费。所以实行紧缩政策一定要慎之又慎，一旦把经济紧缩下来了，再要启动就很难了。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虽然通胀降下去了，但却是以经济衰退为代价的。我们一定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不能让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