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召开，我们整理了开幕式以及闭幕式上主旨嘉宾的讲话，供读者思考，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教授在开幕式当天的发言整理。
刘守英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们40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其中有哪些特殊的变化。对我们这40年的总结，大家用了很多词：经济奇迹、快速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到多少，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转型了？
所以，转型非常重要标志。我总结了两个维度：第一，无论是早期的发达国家，还是战后的发展中国家，包括转型国家，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什么？越是后发国家，越是转型国家。所以，我们国家有长达40年的10%以上的高增长率，这就意味着经济奇迹。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都有很长时间的高增长率。所以，转型的重要标志是一个经济体的衰退率下降，而不仅仅是增长率的上升。这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把经济绩效分成正的部分和负的部分——为正的部分是经济的增长频率和增长率，为负的是衰退频率和衰退率，这些加起来才是一个真正经济绩效的所有部分。1820年到2008年，18个欧洲国家和他们的殖民地，为正的部分的增长率变化很明确，1870年到2010年是3.16%，但是1950年到2008年期间也就是3.06%，这是为正部分的增长率。但是，差别主要在为负的部分的衰退率，1870年到1910年的时候是-2.30%，但是1950年到2008年期间下降到了-1.23%。从增长的频率来看，发达国家为正的频率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差别是长期的经济绩效没有下降，即为负的部分的降低。大家看发展中国家，即所谓的“穷国”，其问题是两个红线，为正的增长率表现并不长，这和发达国家看到的一样，前面是三点几，“穷国”加起来为正的部分是四点几，但是它的问题出现在为负的部分的衰退率居高不下。所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将过去的关注增长率，转向关注衰退率。实际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在机制就是从过去怎么把经济拉上去，转向怎么样保持经济的平稳。所以，经济平稳的最重要的因素，“穷国”和“富国”之间最大的差别就是政治事件频率的差异。发达国家越往后，政治越平稳，秩序越成熟。“穷国”之所以长期处于贫困的状态，不是因为没有过增长率——它们曾经有很多时期有着很高的增长率，但是其问题出在秩序不稳定、政治动荡，频繁的政治事件，干扰了整个经济的增长；第二个维度，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结构转变，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但是，所有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根上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核心是看农民与乡土的黏度变化，无论是现代农业非常强的国家还是非常弱的国家，澳大利亚、丹麦、以色列、荷兰，包括日本，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农业占gdp的份额和农业的就业份额不断下降，即便是一些农业强国。所以，转型真正的标志有两个，第一，一个国家为负的增长的部分——即衰退率的下降，这样，这个国家就基本上进入了比较平稳的状态；第二，一个国家的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标志，是农民与乡土黏度的降低。
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第一，我们来看整个中国经济长期的绩效。这个表我们可以分解成为增长率、衰退率、增长频率和衰退频率。中国过去40年经济绩效的表现之所以好，不仅仅是增长的频率和增长率的提高，更主要的是衰退频率和衰退率的下降。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中国奇迹的根本，是衰退率下降带来的经济绩效的提高，而不简单是高增长率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变化。
第二，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农民与乡土黏度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表现并不差，就是说农业占gdp的份额、工业占gdp的份额，以及城市化水平，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结构转变出现趋同的情况。但是我们反常在哪，在结构转变中，第一个反常就是农民对农业经济依赖的程度，与世界是趋同的，比如现在农业占gdp的份额为6%、7%，但是农民离土的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结构转变上存在差异，我们第一产业的就业还占到将近三分之一。农民离土的程度小于他对农业经济的依赖程度，是我们在结构转变中与其他国家相比，非常独特的地方；第二个反常，是农民的入城率小于他们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我们经常讲，中国的城市化有两条线，即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和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这两个差异背后反映的是其在城市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各国有趋同性，但是农民进入城市的程度、作为城市人的程度，与世界各国相比是反常的；第三个更大的问题，世界各国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的趋同，意味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的单位回报提高。但是由于上面两条线的反常，直接导致了整个中国农业的反常。所以，我们的农业的成本利润率是不断下降的。
第三，我讲一下国家的结构转变，是否一定会导致土地黏度的变化。这是我前面讲的第二个指标，结构转变只有带来土地黏度的变化，才是“真转型”。但是事实上，在整个70年的过程中，我们有快速的结构转变，但是在土地的黏度的降低上，由于结构变迁的方式，导致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出现了与世界各国的反差。所以，不是结构变迁的速度带来了转型，而是结构变迁的方式影响转型，因为不同的结构变迁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土地黏度的变化。我们在计划经济时期，推行国家工业化，开启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是我们进行工业化的方式，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国家工业化，我们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集体化的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我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但却是农民被保护在土地上的国家工业化，农民与土地的黏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大家看第二个阶段，改革时期在土地制度上有了松解，比如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以及非农用地上允许集体土地实行乡村工业化，这是我们在改革时期实行的工业化的模式。这时，农民开始参与到工业化的进程中，但是农民参与工业化的方式，实际上只实现了分工分业，并没有离开土地，整个改革时期的乡村工业化基本上是在乡村地区展开的，农民是不允许到城市参与到城市工业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9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快速的城市化，但是这个城市化是以土地低价为支撑的园区工业化，主要在沿海地区展开。展开以后，农民便离开土地，不在原来的土地上进行工业化，这时便出现了中西部人口和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转移，出现了农民跨地区的出村。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农民是不落地的，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农民的“回村”和“返农”。沿海地区园区的工业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化，尽管形成了一个浪潮，但是农民由于在城市不能落下来，最后只能返村，也就意味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根本的缓解。问题出在哪里，历史转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就是80后的农民与80年代之前的“农一代”有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一场代际的革命，“农二代”“出村不回村”、“乡土变故土”、“家乡变故乡”。在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上，“农二代”呈现出与“农一代”完全不一样的特征。所以我觉得，从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来讲，他们是“离土离农”的一代，是入城不再回去的一代，这带来的变化就是整个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型。所以，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从宋代以来，就开始不断地形成一个以劳动高投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发展模式，但是现在发生的重大变化是，劳动的投入大大下降，资本的投入大大上升，所以农业的发展方式开始出现从以土地生产力为主，转向以劳动生产力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变化。
最后，我讲讲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中国能否进一步地完成伟大的转型，我觉得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中国的改革在进一步趋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经济和政治要形成良性互动，防止出现为负的增长；二是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结构现代化，解决农民土地黏度的变化，与世界在结构变迁上的趋同性，谢谢大家！
编辑:杨菲；核稿:熊雪锋